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式的宗教，原因就在于，它主张通过人自身的努力，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地，即实现自我超越，与宇宙生命同在。

西方文化也重实践，但更多地向工具方面发展了，其结果是，科学技术取得了支配地位。不可否认，中国文化经历了许多变化，但儒学始终没有中断，这倒不在于它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，而在于儒学始终承担着中国宗教这一特殊功能，因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。

人是社会的存在、历史的存在，因此具有社会的、历史的人文价值，但是，对超越层面的价值追求，是人类本质所决定的。后来，我对中国哲学史的思考，同冯先生并不完全一致，但先生一如既往，支持我的研究，从这里我体会到一位哲学家的胸怀。问：文化的传承与转化，其价值的定位固然是需要扣紧社会人文意识之中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转化，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认为，它需要更内在地揭现人文意识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自身便存有深透的人文精神。而儒学与中国文化是一种复合关系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动派：离开儒学，便无法谈中国文化。佛教重解脱，但又不是断灭空，而是入世间而出世间，在有限中实现无限，在暂时中实现永恒。

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核心是究天人之际，其中有天文，有人文，但其真正实现则靠人文，这就是《易传》所说的人文化成。先生一生都在探求中国哲学现代化之路，以开显中国哲学中的永久价值为使命，他晚年提出理学与心学不必争论的问题，表达了殊途同归的心愿。它指向一个目标，这就是人的生命。

儒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，形成了一套宇宙本体论，这一点从《周易》就开始了。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，不是还原论的。仁作为天地生生之德的实现，是属于目的理性的。热爱大自然、回归大自然，这绝不只是浪漫主义的美学语言，也是伦理道德语言，只有德性很高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。

在中国上古时期，也有原始宗教神学，它承认天或帝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，能赏善罚恶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天安排的，人应当受天命的支配。目的理性突出了人的目的性，当然与人生价值直接有关，同时又与自然界紧密相联，决不仅仅是主观的东西。

自然界有一种秩序，但这种秩序只能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，从天人关系去理解，也就是从天人之际的角度去理解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对自然界负有使命，有一种天职。实践上，儒家是不讲或很少讲工具理性的。是统一的，不是对立的。

所谓一体，就是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，如同人的身体一样，每一物都有自己的地位与作用，有一物不能遂其生、顺其性，就如同自家身体受到伤害一样。德即道德、德性，最高的德就是仁，后儒认为，仁是心之全德，其根本意义就是生。吸收工具理性，是不是意味着遇到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呢？ 我提出改变儒学的固有结构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，又是自然界的主体，这所谓主体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认识、去改造，而是实现自然界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就是人自身的目的。

孔子的仁学就是这一标志的核心。但这决不是听命于自然界的安排，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，是完成人的使命和天职。

仁是一种道德情感，仁民爱物就是这种道德情感的表现。但是，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。

这是人类中心论的说法。这是儒学面临的最大课题，也是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。他吸收了阴阳、五行等学说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，其所谓天已在很大程度上向自然界靠近了。儒家的自然目的论学说，则强调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，对自然界有一种普遍关怀和敬意，并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最高目的。成性是主体自觉的实践过程，也是目的性活动。这样一来，天或自然的目的性就更加明显了。

工具理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，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中介性的认识论桥梁，通过这座桥梁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，以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。以生物为心无非是说，自然界是生命之源，具有生命意义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自然界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。

从理论层面上看，我以为儒学是一种目的理性学说。有人说，儒家的仁，是讲人与人的关系的，而且有差异性。

人们常常惊叹自然界的精巧与伟大，好像一个能工巧匠，将万物设计得如此和谐而有秩序，其实最精巧最伟大之处，还在于生出人类生命，而人类是有理性的。人的使命就是实现天地之心，即实现仁，仁就是最高的善。

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，引入工具理性之后，就不仅要为天地之心，而且要制天命而用之，关键是处理好二者的关系。儒家关于天的学说，毫无疑问是一种生命哲学，天的根本意义是生。实践有两种，一是道德实践，一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，这一点康德早就提出来了。另方面却将人与自然界真正统一起来，而不是对立起来，说明人只能辅相天地、参赞化育，而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宰割、去破坏。

所谓万物一体的物，不仅指社会事物，而且指自然界的事物。仁者人也，人确实是目的，但人并没有同自然界相隔绝，并没有将本体的人与现象界的人相隔绝，作为本体的人正是通过其功能与作用实现出来的，只有现象界的功能与作用，才能显示人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与联系

我们都知道，冯先生的文化观，有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古今之别，就文化类型而言，则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区别。境界问题是冯先生从事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终极性关怀，具有永久性价值。

早在20年代，冯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（即《人生哲学》）中，就提出精神境界的问题。按照这种学说，人不仅是社会的人，而且是宇宙的人，作为宇宙的人，他有一种宇宙关怀，要解决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。

他说，在解决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，哲学与宗教是相通的，只是宗教是一种信仰，哲学则是一种理论。所谓民族关怀，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社会关怀，这一点与许多当代思想家有共同性，但冯先生更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他在《新事论》中能够吸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应当从这里得到说明。后来在《新原人》中，又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。

他之所以如此区分，并不是要保留中国的农业文化，而是要使中国的农业文化转变为工业文化。冯友兰先生在他一生的哲学生涯中，始终有两大关怀。

因此，他主张运用西方近代的逻辑分析方法，对中国原有哲学进行重新解释，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。他留给后人的，是一笔很有用的精神财富。

这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什么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精神境界。他一方面说，天地境界中人，也要自觉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，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，人性蕴涵着社会性。